“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是北朝民歌里的敕勒川风光。阴山山脉中间段的大青山，将塞外青城呼和浩特和草原钢城包头纳入怀抱。大青山南麓这片沃野就是著名的敕勒川。
横亘在内蒙古中部和河北北部的阴山山脉，不仅是我国半干旱区与干旱区的分界线，也是季风区与非季风区的分界线，更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分界线。在“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的敕勒川上，匈奴、鲜卑、柔然、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民族都曾活跃于此，汉族也通过迁徙、移民等方式不断深入此地，多民族交流往来的故事，在这里接续上演。
站在大青山上放眼四望，天空从四周垂下，像穹庐一样笼罩着一望无际的绿野，远处还有奔腾不息的黄河与连绵的群山。《敕勒歌》就在这远山大河间孕育而生，登高吟诵，方能感悟金代元好问所写“慷慨悲歌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也更能体会胡适先生所说的北方民族的“英雄文学”。
敕勒川上的古朴歌谣，像来自朔北的风，粗犷又深刻，雕刻出千百年来对敕勒川的向往与想象。
敕勒川上英雄气
大青山如一座青黛色的屏风，挡住了来自北方蒙古高原的凛冽寒风，把温暖留给山前平原，形成了水草丰美的牧场，也可以耕耘为五谷丰登的良田。
“阴山以南的沃野不仅是游牧民族的苑囿，也是他们进入中原地区的跳板。”翦伯赞先生在《内蒙访古》里谈到的敕勒川，历史上曾有多个北方游牧民族打马走过。融合的力量，塑造着敕勒川的历史和现在。
阴山南麓的千里沃野是匈奴的发祥地之一，《汉书·匈奴传》载汉元帝时郎中侯应上书言边事，称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后，将匈奴人内迁至阴山以南的云中郡等地，阴山南麓的沃野成为民族融合的舞台。
公元1世纪，拓跋鲜卑从大兴安岭深处的嘎仙洞出发，一路南下西进，最终落脚到阴山南麓，并以这里为“跳板”做着入主中原的准备。拓跋什翼犍时期，鲜卑人在今和林格尔县和托克托县之间筑盛乐新城和云中之盛乐宫。到了拓跋什翼犍之孙拓跋珪时，鲜卑人在呼和浩特市东南的牛川举行部落大会，重建代国，定都盛乐（今和林格尔县北）。
公元398年，拓跋珪确定国号为“魏”，将国都从盛乐城迁到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北魏完成了从草原游牧政权到中原王朝的嬗变。之后，孝文帝迁都洛阳，为缔造大一统王朝奠定了基础。
在大青山顶上，有一个不知道什么年代形成的大土包，在20世纪80年代的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有学者提出这个大土包可能是某个时期的历史文化遗存。2019至2020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开展正式考古发掘工作，终于解密了蕴含其中的历史文化信息。
这个遗址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到阴山祭天观天象的地方，是一处北魏皇家祭天遗址。祭天是拓跋鲜卑的重要传统。北魏定都平城后，自太武帝拓跋焘开始，北魏皇帝几乎每年夏天都要北巡盛乐及阴山地区，形成了《宋书·索虏传》所谓的“阴山却霜”之俗。
大青山顶发现的这处祭祀遗址，是我国首次发掘的北魏皇家祭天遗址，形制类似于北京明清时期的天坛。坝顶遗址所在的阴山一线，自战国时就修筑有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长城。但北魏没有在阴山修筑长城，而是设立了具有中原礼制传统的大型祭天场所，成为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交流与融合的生动见证。
北魏时，阴山南麓的千里沃野开始被称作“敕勒川”。据史料记载，敕勒人早期在贝加尔湖一带生活，后迁徙至漠南地区，北魏曾降服数十万敕勒族人，安置在“漠南千里之地，乘高车，逐水草，畜牧蕃息”，其居住的漠南之地有了新的称谓——敕勒川。
敕勒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曾有不同的称呼，在汉代被称为“丁零”，到了南北朝时期，被鲜卑人和柔然人称为“敕勒”，又因善于驾高车游牧而被称为高车族。《北史·高车传》记载敕勒族“迁徙随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产，尽与蠕蠕同。唯车轮高大，辐数至多”。敕勒族来到漠南之地后推动了当地畜牧业的发展，“岁致献贡，由是国家马及牛、羊遂至于贱，毡皮委积”。
在敕勒川上，敕勒族在和汉族交往中“渐知粒食”，学会了农业生产。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二年（488年）曾“诏六镇、云中、河西及关内六郡各修水田，通渠灌溉”，第二年又“诏诸州镇有水田之处各通灌溉，遣匠者所在指授”，说明当时敕勒川一带的农田水利已颇有规模。
“胡马新风入汉来”，在南北朝的时代更迭中，来自阴山南北的军人集团逐渐登上历史舞台，为大唐王朝带来了新气象。陈寅恪先生在《李唐氏族推测之后记》中说：“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这“塞外野蛮精悍之血”就来自阴山两侧，来自“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的敕勒川。
阴山南北的土地上自古不乏英雄豪迈之气。“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汉家旌帜满阴山，不遣胡儿匹马还。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为报如今都护雄，匈奴且莫下云中。请书塞北阴山石，愿比燕然车骑功。”……在唐人眼中，阴山雄浑壮阔，是他们建功立业的前线。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几百年后再谈起阴山敕勒川，清代诗人已无建功立业的豪迈，只余怀古伤今的悲怆。方文诗中写道：“东戍榆关西渡河，今人不及古人多。风吹草低牛羊见，更有谁能敕勒歌。”余正酉也在诗中感慨：“大漠天低四野园，黄沙千里绝人烟。此生梦断封侯想，也到阴山敕勒川。”
金戈铁马已成历史，唯有敕勒草原仍旧一岁一枯荣。
村连数百米粮川
在当地方言中，“敕勒川”被读成“吃了穿”，总面积约1万平方公里的古敕勒川平原是内蒙古的“米粮川”，盛产小麦、玉米、甜菜、胡麻等作物和各类蔬菜，保障着当地百姓的吃和穿。
敕勒川西邻塞外粮仓河套平原，是由黄河及其支流大黑河冲积而成。大黑河裹挟着泥沙奔向黄河，将大青山腐殖层养分冲刷下来，河道内“墨流独浼浼”，河岸边冲积成平坦的良田，积淀出土地肥沃的古敕勒川。二人台曲目《走西口》中唱道：“进了土默川，不愁吃和穿。乌拉（山）高，岗勒（河）弯，海海漫漫米粮川……”土默川就是敕勒川，因明清时蒙古族土默特部在这里居住放牧而得名。
在敕勒川平原，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相互碰撞、相互融合，“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牧野风光变成“夹道离离禾黍稠”的农耕景象。明朝后期，土默特部首领阿拉坦汗吸引内地人口迁入敕勒川地区发展农业和手工业。据史料记载，到隆庆和议时，进入敕勒川地区的汉族人口有5万之多。
在大力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同时，阿拉坦汗多次向明朝朝廷提出“通贡互市”的请求，并于隆庆五年（1571年）实现定期开市贸易。开市时，来自北方草原的皮革、奶酪等畜产品，来自中原的丝绸、茶叶、陶瓷等物资，都在鳞次栉比的摊铺间进行贸易流通，市场之外则是“穹庐千帐，隐隐展展”的景象。“通贡互市”架起了草原地区与中原地区之间经济往来的桥梁，加快了敕勒川地区随商贸交流而进行的人口流动。
明清时期，还有大量走西口的农民进入古敕勒川和河套平原垦殖种田。民国时期的《绥远志略》记载，绥远汉族约占十分之六，多来自山西、河北、山东、陕西、甘肃等省。走西口人经过一代又一代的繁衍生息，在敕勒川上开垦出良田万顷，形成了“村连数百”的农耕景象。
1000年前，敕勒川上的城镇是什么样子？没有人能够完美还原，但辽金丰州城（今呼和浩特市）里的一座辽代宝塔内的石刻碑文，为我们提供了展开想象的依据。吟诵着“车马喧阗尘不到，吟鞭斜袅过丰州”的诗句，一幅丰州盛景在眼前缓缓铺展，城内有麻市巷、染巷、酪巷等行业街区，有李家户、薛家村等以汉族姓氏命名的村庄，也有以少数民族语言来命名的部落，多民族在此和谐共居。
在敕勒川平原，汉族移民和当地的蒙古族群众杂居，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风俗和文化。汉族移民秉持着“走胡地，随胡礼”的观念，积极学习蒙古语，史料记载“凡出口外耕商者，莫不通蒙古人语”。从敕勒川的地名中，就可以领略到各族群众生活相亲、语言相融的风情。
走西口人赶着耕牛拓荒，民间也称走西口为“跑青牛犋”，而走西口的先人们就以“牛犋”命名生活的村庄。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榆林镇有个名叫什犋窑的村子，传说在乾隆年间，全村有10副牛犋用于耕作，故而得名“什犋窑”。
敕勒川地区曾分布有许多走西口移民居住的房屋或窑洞，蒙古语中称呼房子为“板申”或“板升”，后来引申指代村庄，简称为“板”。在敕勒川，出现了许多以“板”组成的村庄名——有的根据地理位置命名，如“刀刀板”意为下边的房子，因位于大青山下而得名；有的因房屋颜色命名，如“口可板”意为青色的房子；有的以房屋的新旧大小命名，如“旭泥板”意为新房子，“依肯板”意为大房子；有的以居住人口命名，如“古路板”意为三个，此地早先只有三户人家居住，故名“三间房”。
“板升”的兴起与发展，展现出敕勒川平原的经济形态由牧业开始向农业转变，也展现了其地理景观由草原向田园、由游牧向定居变化的开始，这些变化均由汉族移民对敕勒川地区的开发而引起。这种变化对当地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敕勒川上的城镇，除明文记载是清代以后才出现的外，都是在“板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汉族移民为敕勒川地区带来了先进的手工业，丰富了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敕勒川平原上有许多以手工匠人的行当命名的村子，留下了当时手工业发展的印记。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有个祝乐沁村，这个看上去充满喜气的名字，其实是蒙古语“珠拉气”的音译，意思为画匠。包头市土默特右旗的板申气村，意思是造房匠人，“板升”兴起后，敕勒川平原上毡帐迁徙的景象被土屋、墙垣等定居之所取代，当地群众的生活越来越离不开造房工匠。其他以职业命名的村庄还有：“雨施格气”意为毡匠，“察素齐”是造纸者，“什不斜气”为养鸟者，“土合气”为厨夫，“斗林沁”为打柴者……
到清代中后期，清廷大规模放垦草场地，更多的晋陕移民出长城、走西口，来到塞外租垦种地。“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难留，手拉着那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门口”，一曲信天游唱出走西口人辗转谋生的景象。走西口人背井离乡，在异地建村时仍难忘乡愁，便沿用原籍地名，从代州窑、平泉营、定襄营、崞县营等地名，就可以想见当年走西口人的迁徙和劳作。
时光湮没了黄尘古道，走西口先民的汗水和悲欢，如今都消失在黄河青山间的浩荡长风里，只有这些静默的村庄见证过当年的人和事，诉说着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交流与融合。pagebreak
一曲一饭亦交融
“哎嗨呦，动起身了。”响亮的驼夫号子响起，三匹双峰驼从老榆树下缓缓走过，后面跟着挑着扁担的货郎和推着小推车的工匠。
一支走西口商队，从历史深处走来，走到了现在的呼和浩特市莫尼山非遗小镇，为游客呈现了一场沉浸式情景剧《茶道驼铃》。
茶道驼铃声悠悠。100多年前，莫尼山非遗小镇所在的白道川沟段家窑村，曾是“万里茶道”上的驿站节点。隋朝时，大青山被称为白道岭，山中最险要的隘口称作“白道”，有人以“云催古道见天低，鞭打喘牛不能前”形容其险要。《太平寰宇记》记载：“欲至山上，当路有千余步地，土白如石灰色，遥去百里即见之，即阴山路也。”白道是沟通阴山南麓平原和山北武川盆地的重要通道，虽然险要无比，但依旧旅人如织，“万里茶道”上的商队沿着这条路向北，将“以茶为媒”、“上至绸缎，下至葱蒜”的商品远销至蒙古国和俄罗斯。
坐落于贯通阴山南北的垭口间，段家窑村中曾经满是南来北往的商贩和工匠，他们带来了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如今，文化交融中凝结而成的非遗技艺，继续在小镇里活态传承。
段家窑村有不少当年走西口人的后代，如今老匠人们说着夹杂晋陕口音的方言，放声一吼、剪刀一挥、画笔一落，还满是各民族间交流的印记。“非遗小镇充分发挥非遗聚落功能，很多非遗传承人受邀到小镇生活或工作，不同的非遗项目聚集在一起，既能呈现出更完整的历史风貌，也为开展非遗体验和活态传承提供了广阔空间。”莫尼山非遗小镇创始人贾宏伟说，曲艺表演中二人台与漫瀚调，饮食中的酸粥和炸糕，生活的点滴中随处可见蒙汉各族人民交融的结晶。
二人台是走西口这一移民大潮掀起的艺术浪花，蒙古族民间艺人云双羊是二人台艺术的创始人之一，在清末光绪年间，他将汉族民歌与蒙古族歌舞融合，对二人台作出创造性贡献。二人台不需要复杂的化妆和舞台道具，在山峦和旷野间，歌唱者的歌声就像清泉一样汩汩涌出。
二人台最具代表性的艺术表现手法，就是语言上的“风搅雪”。“风搅雪”即蒙古语中夹杂着汉语，汉语中掺杂着蒙古语。例如传统曲目《阿拉奔花》，阿拉奔是蒙古语“十”，“花”是汉语，“阿拉奔花”的意思就是“十朵花”，在唱腔上融合了晋陕民歌和蒙古族民歌的元素，舞蹈上则是既有晋陕秧歌的动作又有草原舞蹈的姿态。著名作家老舍先生曾在观看了呼和浩特市民间歌剧团的二人台演出后，写下赞美二人台艺术的诗句：“亲切二人台，民间歌舞来。春风扬锦帕，飞蝶百花开。”
经过百余年的传承和创新，二人台已成为一大文化产业。在中国二人台文化艺术之乡土默特右旗，现有二人台民间艺术团队200多支，文化大院150多家，二人台演员、演奏员和创作人员3000多名，二人台已成为拉动当地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年创收亿元以上。
同二人台一样，漫瀚调也是走西口移民艺术表现形式，是蒙汉文化交融的艺术结晶。来自中国民间艺术(漫瀚调)之乡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的漫瀚调艺术传承人奇俊文说，漫瀚调和二人台都产生于走西口时期，歌唱者是朴实的农牧民，歌唱的环境是辽阔的黄河、险峻的峡谷，这造就了漫瀚调、二人台朴实、豪迈的风格。
漫瀚调以鄂尔多斯蒙古族短调民歌为“母曲”，又吸收了山西爬山调和陕西信天游的音乐养分。过去，漫瀚调依靠口耳相传，保护和传承受到一定局限。近年来，准格尔旗发掘漫瀚调文化资源，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完成漫瀚调影像、声音等资料的采集，还通过设立漫瀚调艺术研究所、传习点等方式，推动漫瀚调的传承与发展，使传统的民间曲艺找到新生的土壤。
走西口的汉族百姓，不仅带来特色曲艺，还带来了晋陕的特色美食。到托克托县和土默特右旗黄河沿岸的乡村做客，常会见到村民家中有一个浆米罐子，糜米去皮后放入罐中用酸浆浸泡发酵，然后做成酸饭、酸粥。相传酸粥最初流行于山西河曲，正是走西口的先辈把酸粥带到了敕勒川，成为这里独特的美食。不仅是酸粥，晋陕人喜爱的碗坨等地方小吃，也在敕勒川地区落地生根。
古老的敕勒川上还有一种特色食品是黄米糕。过去一进入腊月，敕勒川农村里家家户户都要蒸糕、炸糕，烩菜馏糕是正月里的主要吃食。逢年过节吃糕，盖房压栈吃糕，红白喜事也要吃糕，日子久了，走西口先辈的口味受到蒙古族群众饮食习惯的影响，素糕蘸羊肉汤成为一种流行吃法。
敕勒川的味道，夹杂着对故乡的惦念和来自异乡的新奇。如今，呼和浩特正在积极打造“敕勒川味道”市域公用品牌，通过农畜产品品牌体系建设，提高全市农畜产品市场竞争力。细品舌尖上的酸甜苦辣，能感受到背后的风物变迁，也能感受到当前产业发展的勃勃生机。（记者殷耀 魏婧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