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额济纳

  • 2021-10-29 10:43
  • 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

  2021年10月13日拍摄的额济纳旗胡杨林。记者刘磊摄

  2019年10月18日拍摄的黑城遗址城池。记者彭源摄

  10月17日拍摄的居延海(无人机照片)。记者李志鹏摄

  2021年10月中旬开始,很多人对一个原本陌生的地名有了更多的关注。在媒体上,在互联网上,在人们的茶余饭后,这个地方的热度绝对空前。

  如果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对西北大漠深处这个面积很大很大、人口很少很少(户籍人口三万余人)的地方,绝大多数人只是偶尔对着地图畅想一下。

  这,就是内蒙古最西端的阿拉善盟额济纳旗。

  什么是额济纳?

  “八百流沙界,三千弱水深”“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弱水在《西游记》《红楼梦》等古典名著中,象征水势深广、一往情深,充满了诗情画意。而《水经注》中“弱水入流沙”,是指我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它从祁连山发源,先向西北,再折向东北,奔流到大漠戈壁,形成的一大片绿洲,就是额济纳旗。

  额济纳一词,源于西夏语“亦集乃”,意为黑水。从北京驾车沿京新高速一路向西,在内蒙古境内的最后一个“补给站”就是额济纳旗。地表黑灰的茫茫戈壁,望不到头的浩瀚沙漠,低低隆起的几处小山,并不是这里的全貌。在母亲河黑河滋养下,40余万亩胡杨林茁壮挺拔,40多平方公里戈壁湖泊居延海波光粼粼,各族群众安居乐业。

  路边,不时有三五成群的骆驼,悠闲地踱着步。耳畔仿佛响起声声驼铃,似乎诉说着古丝绸之路上的沧桑记忆。从汉朝起,华夏儿女就在此屯垦驻军、起塞筑垒,创造了灿烂文明。后来,这里又是唐、西夏和元朝重镇。

  旗政府所在地达来呼布镇以南约150公里处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神舟系列飞船发射的地方。看神舟飞天,赏金色胡杨,游戈壁绿洲,访居延古韵,近年来游人纷纷来此探妙寻幽,国庆期间更是经常爆满,游客往往多达一百多万。

  眼下,当地因新冠疫情而按下“暂停键”。不过,悠久历史与独特景观依然令人神往。

  古塞黄云共渺然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王维的《使至塞上》将读者带到西北边塞居延,感受其雄奇壮阔。

  “居延”是匈奴语“祁连”的音转,唐代颜师古注《汉书》时云“匈奴谓天为祁连”,祁连山即“天山”,居延海即“天池”。在这一天赐大湖的滋润下,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居延绿洲,即今天的额济纳绿洲。

  穿过一片片随风摇曳的梭梭、红柳和胡杨林,记者来到戈壁大漠上耸立2000年左右的部分居延遗址。

  额济纳旗文物保护中心负责人傅兴业说,居延遗址分布在内蒙古额济纳旗和甘肃省金塔县境内,整体呈东北—西南走向,由烽燧、障城等建筑设施组成,是汉代修筑的边塞军事防御设施。

  地处西北边陲的居延地区,是蒙古高原通往河西走廊和西域的必经之道,也是穿越巴丹吉林沙漠和茫茫戈壁、通往漠北的重要通道。如果控制了这里,就扼住了自漠北向南转而至河西、西域之咽喉要冲。

  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重创匈奴后,匈奴败退漠北。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汉王朝派强弩都尉路博德在居延地区修筑亭鄣、长城、烽燧等军事防御设施,抵御匈奴入侵。

  路博德同时修建了肩水都尉府、居延都尉府和遮虏障。秦汉时的都尉是仅次于将军的武官,都尉府直接的下属军事机构称候官。隶属于张掖郡的居延都尉府,在北部、西部、南部下设三大候官,分别为殄北、甲渠、卅井候官。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张文平介绍,有的研究者认为居延都尉府之下还应有一个候官——居延候官。因为出土汉简简文中有“居延塞”“居延候官”“居延塞尉”的称谓。“塞尉”往往简称“尉”,也称“障尉”,是候官长吏之一。如果居延候官确实存在的话,其治所初步推断为红城。

  记者在达来呼布镇以南20多公里处的戈壁滩上看到,红城遗址是一座方形城堡,南侧有门,城墙高大而厚实,且没有采用常见的夯土建造,而是用土坯砌筑。

  考古资料显示,居延都尉府之下的三大候官治所所在障城主体均为边长约23.1米的方形障城,南侧附带较大坞院。红城虽不见坞院,但其主体障城边长亦约为23.1米,符合候官治所的规格。

  汉代居延地区的兵马活动,不仅留下城址和烽燧遗址,更形成大量居延汉简。

  达来呼布镇南24公里处的甲渠候官遗址,只残存风化的夯土堆和由三层土坯夹一层芨芨草筑成的城墙残垣,其轮廓依稀可辨。这个俗称为破城子的地方,曾出土大量居延汉简。

  1930年四五月间到1931年初,中国和瑞典学者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瑞典学者弗克·贝格曼首先在居延长城烽燧遗址发掘出汉代木简,之后在甲渠候官的城堡遗址中发掘出汉简5200多枚。

  城堡东侧有一间不足6平方米的小屋,贝格曼又在小屋遗址中发现成册的木简。专家们推测,此小屋很可能是当时的档案室。

  1972年至1976年,中国考古队对甲渠候官遗址发掘时,共发现7000多枚汉简,《烽火品约》《甲渠候请罪》等一枚枚字迹清晰、坚固如新的汉简,仿佛让人穿越到“烽火高飞百尺台”的汉代。

  考古队还重点对推测为档案室的小屋遗址进行挖掘,出土了从王莽天凤元年(公元14年)到东汉建武元年(公元25年)的各种簿籍70余册,每个簿册以2道或3道绳索编缀,档案室内还发掘出各种简牍900余枚。

  居延地区1930年以来的考古发掘,共发现汉简35500余枚,是我国发现简牍最多的地区之一。

  傅兴业说,遗址内出土的居延汉简,是记录汉代边塞屯戍活动的文书档案,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边防、屯田、水利、地理、交通、法律、民族、宗教等诸多领域。居延遗址边塞军事防御设施及出土的汉简被誉为20世纪重大考古发现,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知名度。

  居延遗址边塞军事防御设施始建于西汉武帝时期,东汉以后,它们逐步失去功能与作用,最终废弃。汉代的辉煌过去了,但只要有黑河水滔滔流过,居延的文明就不会消失。

  繁华落尽掩浮尘

  除了居延遗址,沐浴千百年风雨的唐代和西夏古城,也因历经沧海桑田、岁月更替,而显得从容深邃。记者继续拂去历史尘埃,探寻它们的印迹。

  在达来呼布镇东南约19公里处,是唐代的大同城遗址,城址在黑河故道右岸。记者在这里看到,这一回字形城址由内外两道城墙组成,夯土墙残存已不多,但城墙基础依然明晰。

  此城前身是北周武帝宇文邕所筑的大同城旧址,因多圈马群、套捉坐骑而又名“马圈城”。此城垂拱元年(公元685年)曾侨置安北都护府,但不久后,安北都护府内移至西安城(今甘肃省民乐县西北)。后来在此设立屯戍的同城守捉,唐玄宗天宝二年(公元743年)改为宁寇军。

  唐代的城址遗址仅此一处,因此考古学家推测,唐代居延屯田范围要比汉代缩小许多,这是居延屯田史上的衰落期。

  然而这座城文化内涵非常丰富。王维、陈子昂等唐代诗人曾在此驻足。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王维在此写下脍炙人口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一被称为“千古壮观”的诗句。唐朝将安北都护府迁至大同城后,从军至大同城的诗人陈子昂上书谏言,阐述大同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并写下《题居延古城赠乔十二知之》《居延海树闻莺同作》等诗篇。

  徘徊在大同城外,脑中不禁闪现出“边地无芳树,莺声忽听新”的千古名句。

  许多游人来额济纳旗,总会去游览古丝绸之路北线上现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的古城——黑城遗址。它位于达来呼布镇南偏东方向约22公里处。黑城又称黑水城,是西夏在黑河下游设立的黑水镇燕军司。

  1286年,元世祖在此设“亦集乃路总管府”,大规模扩建黑城,使这里成为中原到漠北的交通枢纽。相传马可波罗曾从这里经过。

  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明朝征西将军冯胜攻打元军残余,筑起沙坝截断黑河上游的水源,断水攻破黑城后撤军而去,这座繁华一时的古城因黑河改道而废弃。

  直到1886年,俄国探险家波塔宁发现已在黄沙中沉睡500多年的黑城遗址,黑城的宁静才开始被俄国、瑞典和日本等外国探险家打破。

  1908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在这里挖掘大量文物,包括珍贵的汉文、夏文对照的《番汉合时掌中珠》及《音同》《文海》等古籍。

  科兹洛夫对黑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挖掘,第一次在城内的街区和寺庙遗址上挖出十多箱绢质佛画、钱币等文物,以及书籍、信件、金属钱币、女性饰物、家具和日常生活用品等。

  第二次到黑城,他雇人打开一座覆钵式佛塔,里面秘藏着许多佛教塑像和成百上千的书籍、绘画、经卷等。他们随后挖掘30多座塔,出土2000多种抄本书籍、300多张佛画和大量木制、青铜镀金小佛像等。俄国著名汉学家伊凤阁在成堆的文献中发现了一册《番汉合时掌中珠》,这是世界上仅存的西夏文、汉文的双解词典。

  经历多次挖掘后的黑城伤痕累累。由于周边地区沙化严重,近年来流沙从东、西、北三面侵蚀黑城,许多遗址已埋于黄沙之下。考古专家们预测,至今城内还埋藏着丰富的西夏和宋、辽、金、元等朝代的珍贵文书。

  “沙阔独行寻马迹,路迷遥指戍楼烟”,这座被流沙半掩的古城经历过繁华,也经历过战火的洗礼,如今万人空巷的景况随风而去,只留世人赞叹其雄浑与幽静。

  大湖重生万物兴

  淼淼居延海,萧萧芦荻林。从达来呼布镇驾车向北开行50多公里,就抵达黑河的尾闾湖——东居延海。

  金秋时节,站在湖畔,只见成群的鸥鹭欢快飞翔,丛丛簇簇的芦苇随风摇曳,平静的湖面在阳光照耀下晶莹剔透,好似一面镶嵌在茫茫戈壁上的明镜,在这片干旱荒凉的土地上,撑起生命的希望。

  很多人难以想象,如今碧波荡漾、鸥鹭翔集的东居延海,20多年前曾彻底干涸,变成了“死亡之海”。西居延海更是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已干涸,几乎成为第二个“罗布泊”。

  居延海在汉代时被称为居延泽,魏晋时称为西海,唐代起称为居延海。居延海的湖面因黑河下游的改道而时有变动,清代以来又分成东部的苏泊淖尔和西部的嘎顺淖尔,人们习惯称为东居延海和西居延海。

  额济纳旗水务局局长齐金花说,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由于气候变化、人口增多、工农业发展和水资源总量不足、时空分布不均等原因,进入额济纳旗的黑河水量大幅减少,甚至经常断流,不少湖泊、泉眼和沼泽地随之逐渐消失。

  据地质学家考证,历史上的居延海最大面积曾达2600多平方公里,至秦汉时期尚有720多平方公里。据1958年中科院考察队调查测算,西居延海有267平方公里的水域,东居延海水域面积也有35.5平方公里。然而仅仅过了3年,西居延海于1961年彻底干涸,东居延海也时断时续,于1992年干涸。

  2000年初,记者在干涸的东居延海附近采访时看到,湖盆里堆积了一层厚厚的细沙和白花花的盐碱,还能看到鱼骨和动物的骨头。缺少了黑河的滋养,额济纳绿洲急剧萎缩,植被大面积退化,荒漠化加速蔓延,还经常刮起遮天蔽日的黄沙,成为北方沙尘暴重要策源地之一。

  年逾古稀的萨仁格日勒生活在东居延海西侧的赛汉桃来苏木。她回忆说,儿时房前屋后都是高高的草甸,牛、羊走在其中都看不见身影,可后来黑河断流,居延海慢慢干了,地下水降了,草木缺了水,也都枯死了。

  为遏制黑河下游生态系统整体恶化,2000年8月,国家决定实施黑河跨省分水,水利部随即成立黄河水利委员会黑河流域管理局,对黑河干流水量统一调度、全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

  上游和中游“勒紧裤腰带”省下的水流到下游,恢复了额济纳旗生态,也使东居延海起死回生。2003年,消失11年的东居延海湖盆首次过水,并且蓄积起稳定的水面。2004年8月至今,东居延海已连续17年再未干涸,水域面积稳定在40平方公里左右。

  额济纳旗胡杨林研究专家吕慧说,随着黑河有效补给,东居延海有了稳定水面,额济纳绿洲的地下水位升高了,胡杨林得到黑河水的浇灌,面积从2000年的39万亩增加到目前的44万多亩。东居延海附近出现的候鸟种群、数量逐年增加。

  祖祖辈辈生活于居延海附近的苏泊淖尔苏木牧民青格勒说:“以前梭梭林、柽柳林下长的是碱草、骆驼刺等不好的草,浇上水后长起了甘草和沙拐枣等好草。”

  当地还通过疏浚河道、科学导流等方式,让黑河水于2016年首次进入消失半个多世纪的西居延海。2018年9月,黑城遗址附近沉寂600多年古河道也进水了,灌溉和浸润面积达到25平方公里。很多牧民兴奋地说,河道过水后,一些枯朽多年的小胡杨树居然发芽了。

  千年胡杨守家园

  在额济纳旗,入眼最多的是胡杨。戈壁深处的胡杨,身躯死死阻挡着风沙,保持着水土,守望着美好家园。居住在黑河两岸的人们常这样赞美胡杨:生,一千年不死;死,一千年不倒;倒,一千年不朽。

  这不屈不挠的“胡杨精神”,被一个个扎根戈壁、种树战沙的英雄所诠释。

  在巴丹吉林沙漠西北边缘,年近七旬的图布巴图与老伴手持铁锹、拎着水桶植树的身影格外显眼。他们脚下,一棵棵高矮大小不一的梭梭簇拥着围成1000多亩绿洲。一年当中,图布巴图有300多天在林子里与梭梭相伴。近20年来,他跟妻子把5万多棵梭梭植进荒凉的沙漠里,筑起一道绿色屏障,保护着家乡的生态环境。

  “我宁愿做挡风沙的梭梭,也不愿当好吃的老鼠。梭梭死了,横在地上也能挡住沙子。”图布巴图说。

  已故退休干部苏和,曾放弃安逸舒适的城市生活,2004年起到无房、无水、无路、无电的沙漠中种树。2018年,他在治沙中腿部受伤,但依然坚守在治沙一线。扎根沙漠17年,植树造林6307亩。他种下的梭梭,在黑城遗址西侧上风口形成一条500米宽、3公里长的灌木林带,迎头砍断了扑向黑城的“沙魔”……

  这坚韧不拔的“胡杨精神”,也在我国航天事业发展中闪耀着光芒。

  达来呼布镇以南150公里处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又称东风航天城),书写了中国航天事业的多个“第一”: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第一艘载人飞船……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一箭一星到一箭多星,从发射卫星到发射载人飞船……中国航天事业的每一步发展都凝聚着航天人巨大的付出,他们用汗水和心血,书写了中国实现技术自主创新的辉煌篇章。

  东风航天城内一片密林之中有一座烈士陵园。长眠在此的600多位航天人,有的人为了巡道被沙暴掩埋在茫茫沙漠中;有的人为了攻克技术难关,年轻的生命早早凋零;有的人为了排除险情,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他们,就像倒而不朽的胡杨,静静躺在这里,继续注视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守望一次又一次的发射任务。

  在额济纳旗,就有着为了国家航天事业而让出故土、数度搬迁的居民,他们如同饱经飞沙走石和风霜雨雪的胡杨一般奉献与守望。

  嘎拉朝鲁是巴彦陶来苏木乌苏荣贵嘎查的牧民。为支持东风航天城建设,他的父母在1958年举家搬迁。他曾听老人说起搬迁的情景:一家人收起毡房,赶着牛羊,骆驼上驮着三大箱家当,与其他牧民一起离开。人们走一阵回头看一阵,虽然舍不得,但没有人拒绝搬迁。

  这其中不少人是蒙古族土尔扈特部落后裔。

  土尔扈特部落是我国蒙古族的一个古老部落。明朝末期,由于蒙古族各部之间征战不断,土尔扈特部被迫西迁,在伏尔加河流域一带游牧。清乾隆三十五年腊月(公元1771年初),身处异乡的土尔扈特部决意东归。首领渥巴锡率部众3万多户、约17万人开始了行程万余里回归祖国的伟大壮举。

  一路上,他们穿越险峻山川、浩瀚沙漠,历经艰难困苦,经过半年,终于抵达伊犁河流域,回到祖国怀抱。

  此后,土尔扈特部众主要生活在新疆、内蒙古、青海一带。他们和当地各族人民一起内勤耕牧,外御强敌,为开发和稳定我国西北边疆、维护和巩固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作出了重大贡献。

  如今,他们与生活在额济纳旗的各民族兄弟姐妹,守望相助,团结奋进,共同创造美好生活,让锲而不舍的胡杨精神传承发扬。

  10月27日夜间,一列从郑州始发的旅游专列,在额济纳旗滞留10天后,踏上返程之旅。随着首批586名滞留游客平安有序离开额济纳旗,当地正式开启了滞留游客转运工作。

  截至25日15时,滞留在额济纳旗的游客有9412人。

  疫情发生之后,无论是当地居民,还是滞留的游客,都像梭梭造绿那样携起手来,守望相助;像胡杨挡沙那样顽强不屈,防控阻击疫魔。

  “这趟旅行看到了不完整的风景,却收获了数不清的暖心感动。愿早日战胜疫情,明年继续未完的旅程。”上海游客徐女士在列车发车前对记者说。

  战胜疫情之后,未来的额济纳一定会更美!(殷耀、于嘉、魏婧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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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徐红梅 李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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