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博物院大窑遗址地层剖面展示。
大窑遗址远眺。
汪宇平在大窑遗址四道沟。
大窑遗址地层剖面。
大窑旧石器时代遗址是我国一处罕见的大规模旧石器时代石器制造场，发现于一九七三年，一九八八年一月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遗址发现以来，经多次发掘，发现大量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和新石器时代的遗迹、遗物，其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命名为“大窑文化”。该遗址第四纪地层发育全面，特别是四道沟内第四纪地层剖面更为典型，整个遗址对探讨我国北方地区人类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大窑遗址碑文
罕见的大型石器制造场
从呼和浩特市出发，驱车往东33公里，便来到新城区保合少镇大窑村。大窑村村口矗立着的柴门和石器造型，把人们仿佛一下子拉回到了鸿蒙初辟的远古时代。
大窑村地处大青山前丘陵地带，这里海拔1420米，占地面积约2平方公里，大窑遗址就位于大窑村的南山上。
大窑村南山，岗阜起伏，沟壑纵横，登高远眺,大窑村尽收眼底。山腰以上土层稀薄、遍布花岗片麻岩和燧石(俗称火石)。这些石头质地坚实，是打制石器的绝好材料。山腰以下堆积甚厚的黄土层，由于长期的雨水冲刷，在南山阴坡从东往西依次形成八道冲沟，使地下埋藏的远古石器显露出来。
大窑遗址核心范围的遗址群，囊括二道沟、四道沟等众多旧石器时代遗址地点，年代最早可追溯至距今50万年前，相当于北京周口店中国猿人的时代。
大窑遗址内多燧石资源，是一种相对较为适合制作工具的原料。古人类长期在此采集石料、预制石核、打制石片和加工石器，使其具有石器制造场性质，是目前中国可确认的唯一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石器制造场遗址。
在绿树与青草掩映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窑旧石器时代遗址碑，静静地矗立，向世人述说着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古代石器制造场的前世今生。
在不远处的四道沟西侧，考古专家挖掘出高达16米的地层剖面，剖面土质层次分明，虽然无字，但鲜明记载着大窑文化的历史年代，即人类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50万年到1万年前的漫长岁月和地球所经历的千万年沧海桑田的变化，是一部令人难以读尽的“无字天书”。
从事考古工作32年，专注于大窑遗址研究的内蒙古博物院研究员汪英华告诉记者，由于旧石器时代的生产力低下，古人类活动极大地受制于自然环境，因此黄土地层的研究对旧石器遗址年代与环境背景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大窑石器制造场的发现，说明史前的大青山南麓，生活着一群靠打制石器、狩猎、采集为生的古人类。而大量的出土遗物证明，这里是一处极其丰富的史前文化遗址，它包括四个时期，即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同一处地层保存有四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在国内外可以称为‘极其’罕见。”汪英华说。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金松认为，大窑遗址作为内蒙古目前已知的年代最早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同时也是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之一，其独特的文化特点为研究中国早期人类生计方式、技术特征的复杂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大窑遗址以其科学可信的地层关系和丰富多样的遗物，有力地驳斥了西方关于中华民族起源单一论和外来说的谬论，考古出土的实物材料证实了内蒙古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繁衍生息之地，并早早地与周口店人一起为‘满天星斗’式的中华文明起源奠定了基础。”孙金松说。
与“北京人”共处同一时期
最早发现大窑遗址的是内蒙古考古、博物馆学界奠基人之一汪宇平先生。汪宇平早年就读于复旦大学，1951年，汪宇平来到内蒙古自治区文教部，成为内蒙古的第一代考古工作者。
上世纪50年代,汪宇平首次发现萨拉乌苏旧石器时代遗址,几十年来潜心研究总结认为，古代大青山区域水草丰美，动物成群，食物易于获得，适宜生存，古人类在生存过程中离不开优质石料，特点是硬度大有韧性，只要通过对有优质石料地点的寻找，就容易发现古人类活动的场所。
从1973年春天开始，汪宇平开始骑着自行车在大青山山区、丘陵地带考察，于当年10月在大窑村南坡的二道沟和四道沟陆续发现了数量可观的石器和动物骨化石。他意识到，这里埋藏着大量的古人类遗迹！
1976年9月，由内蒙古博物馆、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和北大考古系共同组成的考古发掘队，在中国著名考古专家吕遵谔的指导下，对大窑遗址二道沟地点进行了发掘。曾经发现“北京猿人”，中国著名的旧石器时代考古专家裴文中、贾兰坡先生也亲临大窑遗址考察，并指导发掘研究工作。
在二道沟发掘现场，两位先生给予相当高的评价，裴文中将二道沟文化命名为“大窑文化”。
1979年和1983年，考古人员又连续两次在二道沟及四道沟地点进行了发掘，先后出土了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等数以千计的石器，此外还有石锤、石核等。在四道沟还发现了肿骨鹿化石和人类用火的遗迹。根据古地磁、放射性碳素断代、石器型制等考古学断代方法测定，大窑遗址年代为距今50万年至1万年前。
经专家学者对大窑遗址进行多次考古发掘与研究，划定了大窑遗址的分布范围，确定了大窑遗址作为大型石器制造场的旷野型遗址属性，判定遗址最早年代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奠定了大窑遗址作为中国北方乃至东北亚地区最重要遗址之一的重要地位。
2004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公布大窑遗址保护范围（内政字[2004]167号），遗址分布面积2平方公里以上。同时，原内蒙古博物馆与中国遗产研究院（原中国文物研究所）合作完成《内蒙古自治区大窑遗址文物保护规划》，于2005年经国家文物局审批通过（批号：文物保函[2005]549号），成为我国第一个完成保护规划的旧石器时代旷野型遗址。
内蒙古博物院院长陈永志说，大窑遗址的发现，将内蒙古地区古人类活动的年代推溯到了旧石器时代早期，证明了北方阴山之南也已有原始人活动，他们与举世闻名的中国周口店“北京人”共处同一时期。大窑遗址的发现，实证了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历史，说明中国的北方草原地带也是人类的重要起源地之一，由此开启了北方草原地带人类文明起源的时代序幕。
找到先人走向文明的实证
在内蒙古博物院二楼一间工作室见到汪英华时，他正在一块石料上反复敲打着，地上满是残留的碎屑。
孙承祖业。汪英华传承着爷爷汪宇平开创的关于史前文化的探寻研究，一直深耕不已。
汪英华说：“石器是如何制作的，在制作技术上如何反映出古人的聪明才智，今天，当我们将不同时期的石器摆放在一起的时候，50万年的工具发展史跃然展现，是今天我们了解先人如何从蒙昧走向文明的实证。”
2011年，内蒙古博物院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合作建立“内蒙古旧石器研究中心”，四年间对大窑遗址制定了新一轮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计划，都有一些重要收获。
从2016年起，在内蒙古博物院的支持下，汪英华建立起石器打制实验室，模拟不同时期古人类打制的石器。目前，实验室已经可以模拟制作出距今50万年至距今5000年不同时期的石制品。
“这为辨识不同时期先人石器制作技术的发展与演变学找到了科学的依据，同时复原的石器制作过程，为博物院石器时代展览中观众提出的可视性差、无法理解为何叫做石器、太过专业化等问题找到了解决办法。”汪英华说。
在大窑遗址发掘研究保护的基础上，汪英华等区内外考古专家学者又将视野扩展到内蒙古的中东部地区，踏上寻找人类文化基因之路。一些学者走出学术象牙塔，在遗址保护、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博物馆展陈、科普教育等方面也积极介入并发挥重要作用，社会作用日益彰显。
2018年，由李锋、陈福友、汪英华、高星等老中青三代考古专家由于在《晚更新世晚期中国北方石叶技术所反映的技术扩散与人群迁移》《欧亚大陆最东端的莫斯特遗存：内蒙古金斯太遗址研究》等方面建树，荣获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研究成果奖（金鼎奖）。金鼎奖是中国考古研究领域的最高奖之一。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文物局长曹建恩指出：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在中国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目前已发现古人类遗址逾2000处，涵盖距今200多万至1万年的各个时段。内蒙古地区的旧石器时代考古起步较早，在中国考古史上最具有突出地位。
6月18日下午，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胡丰一行赴呼和浩特市大窑文化遗址等地调研文物保护与利用工作。他强调，大窑文化是呼和浩特市这座城市的最古老传承和记忆，要系统做好大窑文化挖掘、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等工作，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上的讲话精神，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武峰）
（本版图片由内蒙古博物院及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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