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砚:我从山中来 独秀四宝斋

  • 2021-06-10 09:27
  • 来源: 内蒙古日报

  玉水盂 (图片来源于网络)

  金花银龙纹“万岁台”砚

  金花银龙纹“万岁台”砚(盒盖)

  八角形三彩砚


 


  “风”字形玉砚

  从深山中一块微不足道的石头,变成工匠手里一方精雕细琢的砚台,再辗转至人们的书斋,终日与诗书为伴,供人们研磨、欣赏。

  器以载道。琢砚者、赏砚者赋予砚台以文化内涵,让它实现了自器向道的转变,臻达艺术与哲学的胜境,让它逐渐由器物上升为一种中华民族所独有的文化象征和符号。

  辽砚,我国名砚之一,它吸收和借鉴了汉唐以来的制砚技艺,又进行了发展创新,最终“自成一派”,成为我国多元文化互动融合的重要见证。

  传承借鉴中原文化

  在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了一方金花银龙纹“万岁台”砚。该砚台长18.4厘米,宽11厘米—13.6厘米,高7.6厘米。根据耶律羽之墓出土的墓志铭,可知其年代为辽会同四年,即941年。砚盒为银质,平面略呈梯形,内置箕形石砚,盒底有花式足13个,周边錾刻花纹。

  《万岁台砚》一文中记载:金花银龙纹“万岁台”砚盒盖正面为栖顶式样,凹凸有形,错落有致:下端錾刻波涛,翻滚奔腾,蓄势待发;中部横冲腾龙,曲身回首,虬髯飘逸,极具视觉冲击力;三枝立莲穿绕于龙身,其中一朵盛开,经龙嘴衔立于龙头顶部,花蕊之上竖刻“万岁台”三字;上端錾刻远山浮云,一轮骄阳冉冉升起,恰似契丹政权悄然兴起于北方大漠,焕发着勃然生机。盒盖四边錾刻牡丹、忍冬卷草花纹。盒内为箕形石砚,内装毛笔两支,毛笔上饰银箍,亦錾图案,应为耶律羽之生前使用的物品。

  此砚盒造型优美,装饰华丽,采用鎏金錾花工艺制作而成。金花银是银器制作工艺的一种,先在银器上錾出图案,后在图案上鎏金,这样既突出了图案,又产生了黄白相间、相互映衬的视觉效果,工艺虽显繁缛,但可使银器富丽堂皇,富有立体感,是极为难得的珍稀之物。

  錾花工艺始于春秋晚期,盛行于战国,到唐代已经成为一种独具特色、工艺精湛的传统技艺,辽代对其进行了传承和借鉴。

  “在辽代,金银器主要为皇室贵族使用,普通百姓望尘莫及,然‘万岁台’砚虽精美,砚盒内之石砚则相对拙朴,制作工艺粗放简洁,恰与契丹游牧民族粗犷气息相吻合。”内蒙古博物院文物保管研究部主任郑承燕介绍,“契丹人长期游走于大漠之中,以骑射骁勇著称,同时又能以开放的情怀,兼容并包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

  史载耶律羽之是耶律阿保机的堂兄弟,曾跟随耶律阿保机平定当时的渤海国,设立附庸于大辽王朝的东丹国,后出任东丹国左相,并长期实际主政东丹国,耶律羽之本人在征战之余,喜读书,好方术之学,具有深厚的汉文化功底。其主东丹国王耶律倍对于汉文化亦十分推崇,汉学造诣深厚,砚盒錾书“万岁台”中“万岁”应系耶律倍代称。

  博采众长中“自成一派”

  “辽砚”因始产于辽代而得名。大辽这个契丹民族建立的王朝,十分重视中原文化,善于博采众长。相传辽景宗时,北枢密院史兼北府宰相萧思温,为世代以骑射骁勇著称的契丹民族少有像汉人那样精于文章者而遗憾,更为汉人的文房四宝所吸引。一次他去庙堂还愿,途经桥头镇小黄柏峪(今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桥头镇河东村小黄柏峪),相中了那里的石料,回来后便派人前去开采。经过精选石料,再由能工巧匠精雕细刻,很快就制作出十几方精美的砚台。这些砚台送进宫后,深受景宗和皇后萧燕燕(萧思温之女)喜爱。景宗对一方龙凤砚爱不释手,反复品味、鉴赏,赞不绝口,索性将自己御案上的端砚换下,并欣然挥毫在砚台上题了“大辽国砚”四个字,辽砚便从此得名。

  萧皇后更是喜出望外,封辽砚为“御砚”,从此,“大辽国砚”便成为宫廷贡品,每年都要选出上等石料运入宫中,按照严格的规定制作出做工考究、图案精美的砚台,为王公贵族专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辽砚也愈益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据相关文献记载,民国十八年(1929年),张学良下令征集辽砚,参加首届“全国西湖博览会”,并在“首都国货陈列馆”展出。当时辽砚闻名遐迩,与端砚齐名,有“南为端砚,北为辽砚”的称谓。张学良与蒙师白永祯合作绝句“关东山里奇宝开,蓝天红霞凝石材。能工巧匠雕辽砚,珍品独秀四宝斋”来赞美辽砚。

  独有的文化象征和符号

  位于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的辽代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出土了3件玉质文房用品,材质皆为青白色软玉,其中2件风字形玉砚,1件玉水孟。

  风字形玉砚平面呈风字形,墨池为斜面,前部有两个矮足。一件长12厘米、宽7.1厘米、厚2.6厘米、足高0.8厘米;另一件长8.5厘米、宽5.2厘米、厚1.9厘米、足高1.1厘米。玉水孟形制为椭圆形口作四出花瓣形,弧腹,平底,高 2.3厘米。

  “风字形玉砚是唐代盛行的箕形砚台,是随葬品,用贵重的玉做成砚台,足见砚台在人们心中的特殊地位。”内蒙古博物院院长陈永志告诉记者。

  “四宝砚为首,笔墨兼纸,皆可随时收索,可与终身俱者,惟砚而已。”宋代苏易简《文房四谱》亦道出人们对砚的珍视与看重。

  笔恣肆挥洒,墨黝黑内敛,纸容纳百川,却终有用尽之时。而砚,则沉静自若、经久不坏,可伴随其主人一生,漫长岁月中的默默陪伴自然地让人生起一种惺惺相惜之感。

  砚不仅是书写文化知识的工具,其自身也形成了我国独有的文化现象。

  我国制砚历史悠久,经秦汉,越魏晋,到了唐宋,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广东的端砚,安徽的歙砚,甘肃的洮河砚,和出自山西、河南的澄泥砚被并称为“四大名砚”。

  据统计,我国古砚达百余种。除了“四大名砚”,有名的砚台还有山东的鲁砚,宁夏的贺兰砚,江西的金星砚、罗纹砚,吉林的松花砚,四川的陕砚,山西的段砚,浙江的西砚,河南的天坛砚,河北的易水古砚等。

  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每一方砚台,都能让我们感知到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深邃的文化,因为它们不仅仅是研墨器,也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记者 院秀琴 图/孔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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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徐红梅 李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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